索羅斯是CIA特務誰炮制出來的謠言?

2025-08-09 | 來源: 上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如今已是九十多歲風燭殘年的老人了。 2019年1月，他首次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指控習近平是自由社會最危險的敵人，引起不小的騷動。對索羅斯來說，他的指控夾雜著新仇舊恨。新仇是他對習近平的專制統治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協助下，如虎添翼，對開放社會構成致命威脅，令他感到焦慮與恐懼。舊恨是他的開放社會基金四十年前滿懷希望地進入中國，想要大展宏圖，最後卻铩羽而歸，令他十分痛心。

他的達沃斯演講簡略提到趙紫陽的助理鮑彤，體制改革研究所負責人陳一咨，以及改革派成員與中共保守勢力周旋斗爭的經過。索羅斯沒提到的是，當時在北京之外，最初的一個據點是他在紐約資助發行的一本季刊《知識分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期。隨著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而開展的新紀元，令索羅斯感到中國的變局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會發生深遠的影響。為了參與這個變局，他“相中”了一位當時與美籍妻子夏竹麗（Judith Shapiro）合寫《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革命之子》的出版，轟動一時，索羅斯不但要求這個湖南來的年輕人，擔任他拓展中國事業的私人代表，而且願意每年出資五萬美元，資助梁恒出版《知識分子》季刊。這本雜志開辦之初，經費是由美國的民主基金會贊助的。一年多後經費即將用磬，索羅斯及時注入了活水。

梁恒陪索羅斯到華盛頓去見了中國駐美大使韓敘，開放社會基金願意進入中國，幫助中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提議，得到積極的回應。《知識分子》的發行也是風生水起，1984年出紐約版，後來又發行北京版。季刊顧問包括哈佛的費正清，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哥倫比亞的黎安友等教授。那也是美東地區來自港台的寫手和來自大陸留學生的一次難得的結合。梁恒必須時常飛北京，同那裡的改革派人士聯系。他是《知識分子》的總編輯，但實際編務是由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博士生杜念中負責。

雜志辦得頗有氣象，索羅斯的資助也逐年增加，他對雜志的內容從不過問。余英時後來出版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原型是為《知識分子》寫的一篇專論。大陸老一輩經濟學者千家駒寫了論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現代化運動的長文。在普林斯頓跟隨鄒至莊教授讀博士的中國青年學者楊小凱，不但為文講述他在美學習經濟學的感想，有一期還是由他擔任客座主編，推出他分別對張五常、鄒至莊、費景漢等經濟學家的訪問錄，談論市場、產權和發展經濟學等問題。大陸著名的老一輩學者，如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自由派經濟學家茅於輝，在《知識分子》上發表關於價格改革與所有制變革的專論。年輕學者，如在哈佛讀博士的錢穎一介紹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的理論，（錢穎一和最近以“制度基因”概念探討中國極權主義制度起源的許成綱，當年都是在哈佛執教的科爾內的學生）。還有於大海介紹弗理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經濟政治思想，在芝加哥大學讀農經博士的林毅夫關於資源配置與激勵機制的討論，以及楊小凱自己對於現代微觀經濟學的論述，可說洋洋大觀。這些年輕學者有的日後回國，在北大清華等學府任教。楊小凱結束普林斯頓的學業後，到澳洲莫納什大學教書。他對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很受西方學界的重視，曾獲提名角逐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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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協助杜念中組稿，在《知識分子》推出一期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專輯，供稿者包括黃仁宇、傅偉勳、蕭欣義、石錦、孫中興等老中青學者。後來由台灣的允晨出版社印成專書出版，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在他講授的東亞文明課程上還將此書作為參考書籍。

經濟發展是《知識分子》季刊的一個重點，但這份雜志是綜合性的刊物，並非專門討論經濟問題。它有哲學與思潮欄目，有文學藝術欄目，也有討論政治學和美國社會的專欄以及書評欄目。雜志北京版的發行是由當時參與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梁從誡統籌其事。他是梁思成與林徽因的長子，據說有一回梁從誡訪問台灣，正逢一個以他父母為主題的熱門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在台播放，使他成為媒體記者采訪的人物。

梁恒後來在一本回憶他《和索羅斯一起走過的日子》的書中，曾輕描淡寫的回顧開放社會基金在中國跌宕起伏的歷程。我的印象是，那時期趙紫陽派出來的人物有點像年輕的欽差大臣，比如不幸車禍身亡的何維凌和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朱嘉明，都是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做很多事的人物。包括邀請華爾街金融家考夫曼（Henry Kaufmann）去幫中國建立資本市場等。圍繞著梁恒幫他出主意的有普林斯頓大學的楊小凱，哥倫比亞大學的宦國蒼（宦鄉的侄子）等人。他們時常聚集在梁恒家中討論中國的出路，籌備成立來美學經濟的中國學者聯合會等，談得熱火朝天，煙霧繚繞，令梁恒那位注重環保的素食主義老婆夏竹麗不堪其擾。

基金會的業務在中國還未正式開展，就由紐約總部資助一個中國青年經濟學者代表團到匈牙利取經，探討針對經濟改革的許多問題，回國後也根據他們和當地學界的交流討論，提出了幾篇報告。他們在匈牙利訪問期間，索羅斯還特別飛回家鄉，同他們見面。這似乎是一個好的合作序幕。接下來，就是在紐約和北京設立辦事處，中方的合作單位是國務院體制改革委員會轄下的體制改革研究所，由所長陳一咨主其事。美方是由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梁恒負責辦事處業務。索羅斯對這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只提出兩項原則，一是必須獨立自主，二是資助項目的申請須以開放競爭方式，並由一個中外學者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把關。雙方在北京開會討論時，索羅斯對基金會宗旨所稱要促進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改革與開放，頗有疑慮。既然要改革，為什麼又要套上一個“社會主義體制”的框框？中方人員表示，這樣寫的用意是要撐起一個保護傘，好讓業務順利進行。